绍兴地处钱塘江以南，远古时期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在这里交汇、贯融，形成独特的“越文化”，从而成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。
绍兴的越文化可追溯至大禹文化及远古传说。在华夏文化和吴越文化中也有其重要的地位。
绍兴黄酒酿制技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，不断演变，不断成熟，不但成为长江下游酒文化的杰作，也是整个长江文化、吴越文化乃至中国酒文化的骄傲。
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表现形式，绍兴酒文化不但是越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，而且是越文化的一支主旋律。越文化因酒而充满激情和活力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，是我们共同的财富。
作为长江下游一种传统的区域文化，越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由于特定的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积淀而形成，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有其显著性和典型性。特别是越地的民俗（酒情、酒俗、酒会）风情，作为越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更沿续了古老百越民族习俗文化的传统基因。无论是典籍上记载的古越人断发文身之类的原始风情，还是流传于后世的种种越地民情、礼俗等生活方式及民间信仰，均反映出古越人质朴、悍勇、进取的心理特征以及稍带野性的精神气质。正因如此，古越文化与讲求礼乐文饰的华夏文明之间又存在着较大差异，而且和邻近的吴文化亦有诸多不同，显示其自身个性。
梁涌先生在《论越文化的精神内核》一文中认为，越文化七千年的发展史中，最能与其他区域文化相区别的是“尚智文化”或称“智文化”。
梁涌认为：如果齐鲁文化是一种“君子文化”，崇周礼、重教化、尚德义、重节操成为传统的风尚；荆楚文化是一种浪漫与节烈并蓄的文化，“秦灭六国、四方怨恨，而楚尤发愤，势虽三户必亡秦，于是江湖激昂之士，遂以楚声为尚”（鲁迅语）；湖湘文化是种豪勇文化，散发着“胆识超凡、负气霸蛮”这样的“特别独立之根性”，那么越文化则是一种个性鲜明的尚智文化。个中区别缘于越地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地域特性差异。其中，绍兴独特的黄酒文化对越文化更具有深远的影响，越王勾践以酒兴国，卧薪尝胆、箪醪劳师便是有力的佐证。
公元前年，勾践被夫差打败，为保存国力，听从大夫文种的计策，入吴为质。临走之时，群臣送于浙水之上，“临水祖道，军阵固陵”，大夫文种上前敬酒二杯，并进祝辞：“皇天佑助，前沉后扬·······臣请荐脯，行酒二觞”。勾践听后，“仰天太息，举杯垂涕，默无所言”。此时，文种再次举杯：“大王德寿，无彊无极。······觞酒既升，请升万岁”。饮酒毕，勾践激动无比，情绪振奋，自责失国之罪，以致“今遭辱耻，为天下笑”。并请众臣发表复国良策，于是众臣纷献计策，各述其志，同心护国。二次进酒和祝酒辞，言辞悲切，群情激奋，君臣共饮，莫不感伤。既是深情的送别，更是壮烈的饯行。到吴国后，勾践忍辱负重，瞒天过海。为报国仇，他“苦身焦思，置胆于坐，坐卧即仰胆，饮食亦尝胆也”，终于取得吴王信任而回国。这一事例可以说是崇智尚谋的典范。
公元前年，为增强国力，勾践采取了生聚计策，并发出告示，“生丈夫(男孩)，二壶酒，一犬；生女子，二壶酒，一豚。”（《国语·越语》），这里，勾践把酒作为鼓励生育的奖品。经过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训，勾践终于完成了他的复国大计。在勾践的复国史中，酒已成为他兴越灭吴，完成复国大业的主线，从浙水送别酒、生育奖励酒、宫中韬晦酒、出师投醪酒直到文台庆功酒，酒构成了一部越国发愤图强的激昂乐章，成为越国复兴的历史见证和越酒文化辉煌的精典，进而引导并振兴了越文化中心区域经久不衰的民风和民俗。
可以这么说，正是由于越酒对越地民俗和风情演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，从而促使古越大地成为才人辈出、名士荟萃之地，使越地成为展现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杰出代表。无论是大禹为民治水、不畏艰辛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，还是勾践卧薪尝胆、为国雪耻、奋发图强的坚韧意志；不论是陆游抗敌御侮，万死不辞的爱国热情，抑或刘宗周、王思任等宁死不屈、以身殉国的壮烈气节等等，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，并成为中华民族奋发进取、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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